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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第一座公園你知道是哪個嗎

 發布時間:2019-07-19 12:48 來源:網絡 

1914年,朱啟鈐等人在中央公園。

朱啟鈐

中央公園大門

春明館亭廊

格言亭

唐花塢

  周惠斌

  現代著名實業家、古建筑學家、中國營造學社創始人朱啟鈐(1872年-1964年),在上世紀前半葉波譎云詭的動蕩政局中,留下了不同凡響的人生履歷,先后經歷晚清、北洋、民國、日偽、新中國五個歷史時期,曾出任北洋政府五任交通總長、三任內務總長,袁世凱稱帝大典籌備處處長,一任北洋政府代理國務總理,新中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約代表,全國政協第二屆、第三屆委員。其一生朗哲睿智,宦海沉浮,是非功過,毀譽不一。然而,他關注市政建設,熱心公益事業,集平生智慧,首度規劃改造北京舊城,創辦中國營造學社,開發建設秦皇島海濱,淋漓盡致地彰顯了他的籌劃與組織才能,至今讓人贊嘆不已。鮮為人知的是,北京第一座公園,也正是在朱啟鈐的積極倡導和悉心改建下得以應運而生的。

  1. 公園前身“社稷壇

  中國古代,帝王在宮室的營造上,大都尊奉《周禮·考工記》的規定,崇尚“左祖右社”的形制格局。所謂“祖”,指祭祖的太廟,它是封建帝王奉祀歷祖歷宗的宗廟,亦是皇權世襲、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。所謂“社”,指祭祀“社稷神”的社稷壇。社稷中的“社”是土地,“稷”是五谷,延伸開來,意指疆域國土、衣食之源。由于歷代帝王都自命為天子,所謂受命于天,因此皆把“社稷”視為國家的象征,把“社稷神”看作極為重要的神祇。

  北京社稷壇始建于明永樂十八年(1420年),即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以后。永樂皇帝在建造紫禁城的同時,還分別建造了社稷壇和現位于天安門東側祭祖的太廟。社稷壇位于紫禁城之右,也就是西側,這里在唐代是幽州城東北郊的一座古剎,遼金時代名叫興國寺,元代被圈入大都城內,改稱萬壽興國寺。明清以后,社稷壇和太廟便成為兩代皇帝祭神祭祖的風水寶地。

  社稷壇占地面積360余畝,主體建筑祭壇外呈正方形,寄寓“天圓地方”之意,是一座用漢白玉砌筑的三層平臺,高0.96米,其周長上層為15.95米、中層16.9米、下層17.85米,四面各設四步臺階。祭壇上層按照我國東、南、西、北、中的方位區域,分別鋪設青、紅、白、黑、黃五種不同顏色的土壤,俗稱“五色土”。泥土由各地州府運送而來,寓意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”,象征領土完整、國家統一以及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為萬物之本。壇臺中央立有一方形石柱,名為“社主石”,又稱“江山石”,意指江山永固。壇臺四周有三重圍墻,內墻為壝垣(矮墻),初始時以磚砌墻,后涂上青、赤、白、黑四種顏色,乾隆二十一年(1756年)改為四色琉璃磚,與壇臺相呼應。壝垣四面各有一座白石筑成的欞星門,肅穆莊嚴。中間一道名“壇墻”,壇墻與外墻之間,北有拜殿(又名祭殿,是祭祀日遇風雨時皇帝行禮的地方)和戟門;東為長青園,園內疊假山、搭花棚、筑花壇、置盆景;西有神廚(制作祭品、存放廚具之所)、神庫和宰牲亭等建筑。

  每年農歷二月、八月的上戊日清晨,明清兩代皇帝都會來到社稷壇舉行祭祀儀式,祈求風調雨順、五谷豐登、國泰民安。若遇出征、班師、獻俘、旱澇等重大事件,也在此舉行祭祀。明永樂十九年(1421年)至清宣統三年(1911年),歷任皇帝曾在這里帶領皇親國戚、權臣大吏舉行過1300余次的祭祀大典,顯現出社稷壇及其祭祀活動在皇室生活中的顯赫地位和特殊意義。

  2. 流言中艱難起步

  明清時期,北京有不少皇家園林、私家花園,但沒有可供民眾游覽的公園,市民的游玩場所只有城北什剎海和城南陶然亭等寥寥幾處。辛亥革命后,社稷壇已失去它原有的功能,祭祀活動亦已停止,但它依然是皇家禁苑,不允許黎民百姓進入。

  1913年3月29日,隆裕皇太后去世,北洋政府定于4月24日至26日在太和殿公祭三天。朱啟鈐時任交通總長,奉命負責天安門內外指揮等事宜。在社稷壇巡查時,朱啟鈐發現這里已然一片荒寂,荊莽叢生,蛇鼠為患。因為無人管理,看守的太監擅自種植苜蓿,飼養牛羊,以致糞便滿地,污穢不堪。朱啟鈐不禁深感惋惜,嗟嘆不已。然而即便如此,他還是清醒地認識到,社稷壇“地址恢闊,殿宇崔嵬,且近接國門,后鄰御河,處內外城之中央,交通綦為便利”(《蠖公記事·序》),是開設現代城市公園的不二之選,因而萌生了把這塊“地望清華,景物鉅麗”的寶地,改建為北京第一座公園的念想。

  不久,北洋政府接管社稷壇,朱啟鈐主持起草了《京都市政條例》,經國務會議同意,成立京都市政公所,專門負責城市總體規劃和基礎設施建設,由朱啟鈐擔任首任市政督辦。1914年3月,朱啟鈐改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,他向大總統提交了《修改京師前三門墻垣工程呈》,其中包括將社稷壇改為公園的建議和計劃,得到了政府批準。

  其時,社稷壇內凋敝破敗,除了大片的荒蕪草地外,只有五色土祭壇、拜殿等幾座祭祀建筑,既無山水,也無亭臺樓榭,乏善可陳。因此,當務之急是抓緊清理場地,修建景觀。然而,缺少人手、資金匱乏,是朱啟鈐必須正視和亟待解決的兩大難題。朱啟鈐找到步兵統領江朝宗,在他的支持下,調遣了工兵營前來協助。數百名士卒與民工們一起劃片分段,平整道路,廣植花木,引渠為池,累土為山,苦戰十天,一舉完成了繁重的清理任務。同時,在社稷壇正南面新開設了一座大門。

  為籌措資金,解決建園所需的經費,朱啟鈐著手籌建公園管理董事會,自任董事長,發動紳士、商人踴躍捐款,規定凡北京居民或暫居北京者,捐款50元以上,企業法人捐贈500元的,可成為董事會成員。他自己率先垂范,帶頭捐款1000元。當時慷慨捐款者,不乏徐世昌、張勛、黎元洪、段祺瑞、楊度等中國近現代史上聲名赫赫的社會名流。在各界賢達以及陸軍部、海軍部、內務部、財政部、交通部、中國銀行、外交部的鼎力支持下,不及半年就籌集到63060元善款。

  正當朱啟鈐集中人力、財力、物力,攻堅克難修繕社稷壇時,社會上卻謠言紛傳。滿清遺老們對他把皇家祭壇改為公園的做法極為不滿,如前清要員余綮昌在《故都變遷記略》中就“痛心疾首”地提出,社稷壇廢于中華民國公園運動。朱啟鈐事后回憶說:“乃時論不察,訾余為壞古制侵官物者有之,好土木恣娛樂者有之,謗書四出,繼以彈章,甚至為風水之說,聳動道路聽聞,百堵待舉,而阻議橫生。”面對流言蜚語,他深感“所事皆屬新政,建設之物,無程序可循,昕昕擘畫,思慮焦苦……”(《蠖公記事·序》)但他不畏懼不退縮,為表明心志,還特意在社稷壇南門東側清理出三間北房,改為董事會辦公室,擬名“一息齋”,取朱熹的“一息尚存,其志不容稍懈”之意,藉以激勵自己振奮精神,砥礪前行。

  朱啟鈐堅持每天前往社稷壇辦公,清晨六七點鐘就來到現場指揮布置,晚上六七點鐘仍伏案工作,一干就是數年。他圍繞董事會確定的“依壇設景”的預案,按照園林建筑的構成要素,科學設計,精心布局,在保持社稷壇原有風格和布局的前提下,對遺存下來的五色土祭壇、墻垣等古建筑實施搶救性修繕。對園內數百株蒼勁挺拔、遮天蔽日的古柏,朱啟鈐視若珍寶,于古樹株數、樹徑大小,更是如數家珍,他親自安排人員逐一造冊登記,妥善管理。最終,整個施工過程中沒有毀壞一株古樹,即便有枯死的,也不忍心砍掉,竟別出心裁地把藤蘿纏繞在枯樹上,形成老樹新藤相互映襯的奇特組合,令人擊節稱嘆。

  3. 公園首度對外開放

  1914年秋,經過近一年緊張而忙碌的籌備、清理、改建,在基本完成古建修繕、南門新建、道路平整幾項工程后,朱啟鈐決定在10月10日,即辛亥革命三周年紀念日那天,改“社稷壇”之名為“中央公園”(即今天的中山公園),試行開放三天,接待市民參觀。北京第一座公園由此向公眾揭開了神秘面紗,并且實現了城市建設中唯王權至尊的意識形態,向服務于市民生活這一理念的過渡與轉變。

  開放第一天,中央公園新建大門前交叉懸掛著兩面五色國旗。京師警察廳派出200多名警員前來維持治安,京城內20多家“水會”的消防員在公園內支起席棚,設置消防用具,以防火災。

  時值十月,秋風送爽,楓葉紅遍,隨著公園大門的打開,京城百姓懷著好奇、欣喜的心情,從四面八方蜂擁而至。公園內植被豐富,古木參天,尤其是那一棵棵金黃色的銀杏樹,微風吹拂之下,滿園盡帶黃金甲。那朱紅色的圍墻,黃色的琉璃瓦屋頂,處處彰顯出舍我其誰的皇家氣派。雖然園內的亭臺樓榭、茶館酒肆還沒有建好,但是社稷壇的核心建筑猶在,且修繕一新,皇帝祭祀時行經的御道、陳列的祭器,也都一一如舊。園內游人如織,摩肩接踵,大家都想親眼見識一下皇家壇廟究竟是什么模樣,都想看看新式公園又是怎樣的容顏。

  昔為皇家擁有,庶民根本無緣問津的社稷壇,現在一下子改建成為百姓休憩娛樂的活動場所,這是亙古以來從未有過的事情,京城市民為之雀躍歡呼。中央公園開放三天的火爆盛況,當時的《市政通告》宣傳說:“饑者易為食,渴者易為飲,每天游覽的人,居然過了千啦!”事實上,中央公園開放首日,游園者數以萬計。

  顯然,在社稷壇的基礎上修建公園,其指導思想不外乎是希望每一個中國人都心中有神,能正確認知社稷壇的歷史文化內涵,要感恩土地、敬畏自然,要勤于稼穡、珍愛五谷。所以,后人對朱啟鈐首倡“公園開放運動”及其改建中央公園的功績,給予了高度評價:“彼時,都人耳目于公園尚少見聞,而朱公獨注意及之,以社稷壇舊址,古柏參天,極奧如曠如之至, 而地處都市中心,尤為難能可貴。用是披荊棘,辟草萊,經之營之,蔚然為京市首出之游息地。促進文化,嘉惠市民,若朱公者,真社會之福星,當為吾人所公認者也!”(朱深博《中央公園廿五周年紀念刊·序》)

  4. 中央公園的后續建設

  中央公園開放后,朱啟鈐一鼓作氣,對園內基礎設施、服務內容進行整體規劃、增補建造,又新建了許多具有公園功能的景點,添加了不少體現園林藝術的景觀,修建工作一直持續到1939年。可以說,公園的每一個角落,無一不滲透著朱啟鈐的才思和心血。

  1915年,公園西南部率先建造了中西合璧建筑唐花塢,整體樣式為飛燕展翅,是一座新式的培育各種名貴花木的溫室花房,也是公園內常年展覽花卉的地方,堪稱京城花事一景,匾額由董壽平手書。唐花塢前面開挖精致的湖泊,周邊布置假山,西側是頗負盛名的“蘭亭八柱”,系從圓明園遺址整體搬遷而來。亭中石碑正面刻《蘭亭修禊曲水流觴圖》《題記》,背面刻乾隆皇帝賦寫“蘭亭”的詩作,八根石柱上分別鐫刻著歷代書法家和乾隆臨摹的《蘭亭集序》帖。

  公園南大門內修建格言亭,資金由朱啟鈐的好友,實業家、慈善家、時任總統咨議的雍濤(劍秋)捐贈。格言亭是全園唯一一座仿西洋式建筑,外呈八角形,用八根石柱筑成,直徑6.6米,高約8米,亭柱上鐫刻著孔子的“自古皆有死,民無信不立”、孟子的“國之本在家,家之本在身”、岳飛的“文官不愛錢,武官不惜死”、王陽明的“知是行之始,行是知之成”等語錄,有豐富景觀、勸誡世人的作用,亭外圍以欄桿,后遷建至公園東北部。

  而沿西墻近西北一帶,則新建春明館、繪影樓、長美軒、四宜軒等多處各具特色的新式茶座、中西餐館,出售茶水,為游客照相,是當年文人墨客休閑娛樂、請客會友的雅集之處。

  公園東南部則新建古樸典雅的來今雨軒、投壺亭、松柏交翠亭。來今雨軒是典型的民國建筑,紅磚墻、歇山頂、廊柱,室內鋪設木地板和護墻板,匾額由徐世昌書寫,署名“水竹邨人”。它集茶樓、飯館于一體,以經營紅樓家宴和川貴風味菜肴為主,是各界名流聚會的首選之所。庭院內花草環繞,松柏森然,假山小橋、噴泉瀑布相映成趣,風景極為優雅。此外,靠中軸線偏西南之處,整體移建了始建于明永樂十八年(1420年),原位于正陽門內兵部街鴻臚寺衙門內的習禮亭,單檐攢尖,黃色琉璃瓦屋面,它是明清兩朝初入京的文武官員、少數民族首領和外國使臣朝覲皇帝前的習禮之地。

  與此同時,朱啟鈐在公園東門內馳道之南創設了行健會,設置棋、球、投壺室,以及室外網球場、射圃。行健會是北京最早的民間體育組織,實行會員制。在社稷壇西南角神庫內創建了衛生陳列所,展陳衣服衛生、飲食衛生、居住衛生、兒童衛生、衛生常識、花柳病、肺癆、傳染病、醫藥等十組實物和醫學標本,它是北京最早的群眾防病知識宣傳陣地。朱啟鈐還匠心獨運,一是在唐花塢與蘭亭之間,連接了曲折往復的東西長廊和一座敞亭,既可擋風遮雨,又能怡情養性,而所需建材均使用1913年修繕正陽門時,拆除天安門兩側千步廊的木料;二是將圓明園遺存的“青云片”“青朵”“搴芝”“繪月”等珍貴太湖石移入公園,點綴各處,頗有畫龍點睛之效。

  此后,朱啟鈐又在公園西南部修建了水榭,從河北運來北宋時期的石獅;在北部開辟公共圖書閱覽室,建造了北京第一處保齡球房,兒童體育場、滑冰場、高爾夫球場等健身場所也相繼開設,中央公園從此成為那個年代最具吸引力、號召力、影響力的公共文化、休閑、健身場所,聞名遐邇。

  社稷壇的公園化改造,經過20余年篳路藍縷的歷程,浸淫了朱啟鈐畢生的智慧、膽識、勇氣和魄力,那亭臺樓榭、花木山石,在目睹朝代更替、感受歲月滄桑、見證社會變遷的進程中,如一曲凝固的樂章,不時發出淺吟低唱、抑揚頓挫的旋律,日漸凸顯出現代化公園的迷人魅力,成為市民心馳神往、流連忘返的城市樂園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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